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近年来十分突出。为此，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各高校以及全社会都给予了高度关注，一系列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积极政策相继出台。去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达到７３％，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硬性规定要完成多少就业率，这就很容易脱离现实，迫使不少高校玩起就业率的数字游戏，找公司批量签就业协议、鼓励学生去劳动力市场随意签就业协议、把学生档案集体存入人才服务中心等等。虚报、高报就业率的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许多高校对外宣传的就业率都高达９０％以上，若真是这样，何愁７３％？

    影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因素很多，能否就业、如何就业，绝不是靠划杠杠就能划出来的，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况加以引导。如现在有很大一部分毕业生放弃就业机会，一心考研，这部分人是肯定没有就业的。而我们的工作似乎还停留在机械的思维模式中：非要一年比一年好，完成指标一年比一年高。这样，不仅不符合客观情况，反而给人以各校应划出当年毕业生就业率底线的印象。这与我们出发点是相悖的。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但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重要的是转变观念：一是，为什么一定要将完成毕业生就业率作为高校的任务？按理说高校应该负责培养合格的人才，严格按教育规律办事，按规定的学制来完成培养任务。现在，把就业的重担压在高校身上，最后一年几乎成了就业年，学生无心学习，毕业论文粗制滥造，四年学制差不多成了三年。二是，为什么非要统计每年毕业生的就业率？就业也是一个过程，学生毕业后能选择到自己的职业就是就业，统计５年后的就业率难道不行？这样的统计数据会更加真实有效，更加有说服力。

    因此，建议取消现行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统计，把就业率的统计放在大学四年学习之后，这样的统计才有意义。（

    作为一名在人才市场上碰过多次壁，在工作中吃过哑巴亏，转而选择继续深造的研究生，看到以上就业规定很是欣慰。当前，我国就业竞争压力巨大，就业环境不容乐观，许多女性劳动者包括女大学生、研究生在内，难找工作。在笔者周围，至今有着不少毕业已久却处于无业状态的师姐妹。

    我和四名同学曾费尽周折通过中介找到一家愿意录用女大学毕业生的用人单位，该单位负责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单位效益和工资福利待遇都很好。究竟有多好，当我们一追问，对方有些支支吾吾，说要跟人事主管“面议”后才能知道准确答案。很快，我们见到了人事主管，他说底薪本来是1000元，但由于是女生，得降为800元。就此“面议”，尽管有种遭受“侮辱”的感觉，但考虑到工作难找，我们几名女生都强忍了。但接下来的事，却让人哭笑不得。

    这名主管说，女生底薪降了200元，但由于底薪基数低，所以不影响高收入。为了证实这一点，这名主管马上找了一名女工作人员，让她给我们谈谈。很巧的是，这名女工作人员恰恰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她在该单位工资待遇的确不薄，自称月收入3000元以上。但是，师姐私下透露：为了保住这份工作以及收入，她不能请假、恋爱、婚育，不能迟到、早退，否则，重罚。师姐今年都33岁了，但还不敢结婚。

    尽管条件苛刻，为了那份“高收入”，我们几个女生都为接下来的面试考核奋力一搏。最终，通过考核的只有3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的一名师姐本来是最优秀的，可是，人事主管认为她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她被刷掉了。随后，师姐和另一名同学去找中介退中介费，未能成功。3个月后，我和其中一名同学因试用期考核不过关，被用人单位辞退，每月只领到600元。留下来的那名同学，她现在每月只能拿到1800元。据她说，其实在这家单位很少有人能拿到月薪3000元,那个自称月收入3000元的师姐，其实根本拿不到那么多，只是单位用她去忽悠新人罢了。

    想必那些在求职路上有着类似经历的人，尤其是女性，看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新规，也会跟笔者一样，产生安慰感和安全感。但是，任何一部法律法规，只有得到了很好的执行，并起到了良好的治理效果，才能算良规俊法。否则，都是纸上谈兵，一纸空文。因此，有了法律法规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有一支强有力的执法队伍，使这些法律法规切实为劳动者带来保障，这样才会有一个公平的、人性化的就业环境。（

　　受邀参加会议的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李主其说，国债资金钱虽然不多，但却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如果国家能够持续大力地支持，西部高校的大发展是水到渠成的事。

　　石河子大学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在过去5年里，石河子大学在1.2亿元国债资金的带动下，多方筹资4亿多元，在博士点、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等5个方面实现了零的突破。贵州大学、云南大学、青海大学等学校基础办学条件、教师结构得到根本改善，贫困学生得到救助，一批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的学科水平迅速提高。